B体育官方入口“绿韵”兜兰、报春苣苔、非洲芙蓉、广东含笑……华南国家植物园培育的这些花卉，光是名字就让人心生向往。

　　一个园子，一座城。记者从相关方面了解到，在未来华南国家植物园的建设中，植物园将不仅仅是一个园子，而是将辐射到周边，深入到社区，将会有更多特色植物来到广州市民们的身边，建成“全域性植物公园”，形成千年花城广州与国家植物园相互交融的格局。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吴敏介绍说，会将华南国家植物园的新引种植物备份到广州的迁地保护工作中，在地化地开展植物保护研究。会将植物迁地保护的思想贯彻到城市公共绿地和公园建设中。会将特色植物、乡土植物种植到市民身边的社区花园、街头绿地、口袋公园，增加植物多样性，加强植物知识科普，推动建成市民身边的“全域性植物公园”。

　　将植物园生态效益延续到城市中，植物园将与公园、社区合作，让市民群众近距离了解岭南本土植物，启动全民知识科普教育，全力打造国家植物园体系的“自然课堂”和“身边植物园”。还将助力植物知识的传播，提升城市园艺展示水平，讲好岭南植物故事，传承广州市民爱绿、护绿、种花、赏花的优良传统，擦亮广州千年“花城”靓丽名片，实现“大城名园”的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模式。

　　吴敏表示，广州市将重点开展华南地区植物迁地保护，将物种保育提升到2万种以上，使华南珍稀濒危物种95%得到有效迁地保护，为全球热带亚热带植被迁地保护工作提供中国方案。

　　建设华南国家植物园将极大地促进科普教育的发展。有着近百年建园史的华南国家植物园，目前已有迁地保育植物达17168种，有着丰富的开展自然科普教育资源，常年开设“琪林科学讲坛”以及“博物四季”“自然课堂”“押花艺术”“自然观察”“植物科学”“自然笔记”6大系列自然教育课程，举办各类科普培训、大型科普活动与主题花展。

　　对此，长期从事自然生态科普教育事业的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中艺教授认为，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中强调自然科普功能，因此，华南国家植物园将会发挥非常核心的作用。广州市将会依托国家植物园，在多区建设一些主题园和专业园，可以带动全市的科普发展，形成一个开展自然科普活动的平台。

　　他指出，有学者曾经提出了自然缺失症的概念，这一概念说的是现代人由于远离自然，而导致感官缺陷、健康问题以及观察力的下降等结果，现代社会中青少年走进自然的机会越来越少，如果在城市建设中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公园体系，就能很好地解决自然缺失症的问题，还可以完善自然教育和自然科普的绩效，加强提升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王瑛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透露，未来园区的对外开放的面积会更大，游客群的定位首先是周边的群众，其次是广州市的游客，然后是大湾区的游客。希望能够吸引到湾区更多的游客过来。科普职能方面，未来将规划建设成为面向全年龄段、大湾区甚至是国际一流的自然教育和科普基地。

　　华南植物园在展示园区规划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确立了“科学内涵、艺术外貌、文化底蕴”的建园理念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峰回路转”的岭南园林建设目标，建成了以龙洞琪林为代表的自然园林基本格局，开拓了以凤梨园和兰园为代表的新岭南园林特色和温室群景区为代表的现代栖息地造园风格。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表示，每一棵植物背后都有很深的文化价值。在建设国家植物园的过程中，要将岭南文化充分融合进来，将国际化的知识、本地的植物特色、本地文化特点相结合，最后体现国家的特色。

　　吴敏则表示，华南国家植物园是广州最靓丽的明珠。广州将举全市之力，助力华南国家植物园的建设。

　　根据建设构想，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华南植物园科研区、展示区及周边市政设施纳入规划范围，核心功能区规划总面积319公顷。将对标世界一流国家植物园标准，完善华南国家植物园规划布局，突出功能完整性和热带亚热带植物种类覆盖广泛性。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李小川认为，通过建设华南国家植物园，还能够对相关产业起到带动作用。建设华南国家植物园，不仅对广州，更是对广东乃至整个大湾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和重要意义。在产业开发利用领域能够发挥非常多的作用。

　　“国家植物园建设不仅是局限在园里，而是一园多点，辐射作用非常大。未来，植物园将成为大湾区的名片，对于其他产业辐射作用更大，包括现在的绿化树种的深度开发和利用，都将成为未来美化绿化的产业。”他还提到，广州是全国花卉产业的核心地区，有种类和贸易的优势，其中新品种是广州在花卉产业中的最大优势，建设华南国家植物园无疑会对新品种培育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辐射带动作用将在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

　　华南国家植物园依托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设立，其前身为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由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院士于1929年创建，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植物学研究机构。

　　1929年12月4日，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成立，1954年改隶中国科学院，同时易名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1956年2月，经中国科学院和广东省委批准，华南植物研究所在广州五山大坑岗（现长湴）筹建所本部，在龙洞筹建华南植物园，在广东肇庆鼎湖山建立鼎湖山树木园（自然保护区）。从此，华南植物研究所形成了“一所两园”的机构布局。2003年10月，华南植物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华南植物园的所址在此过程中也几经变迁。据了解，1929年至1936年，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所址设在广州东山石马岗，当时的创业条件颇为艰苦，植物研究所仅有办公室一间、标本室一间。

　　1936年，中山大学迁至广州石牌，农林植物研究所标本园也建在此地，同时在法政路办公。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沦陷，陈焕镛教授在香港建立办事处。同时，蒋英教授在湖南宜章栗源堡重组植物所。香港办事处、宜章栗源堡植物所分别于1942年、1944年迁回广州。

　　华南植物园的创建人是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院士。他是广东新会人，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曾留学美国，于1919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

　　陈焕镛于1890年生于香港，父亲陈善言曾任清政府驻古巴公使。1905年，他由父亲的朋友、美籍荷兰人巴斯带领去美国，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一所中学读书。

　　1915年至1919年，陈焕镛在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取得硕士学位。他在美期间深感研究中国植物之不易，模式标本存放于欧美各标本馆，原始文献散见于各国出版之刊物。由此他萌发了要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植物的念头。

　　在相关学者的指导下，陈焕镛把回国采集的首选地选在海南岛，因为当时那里被认为是“中国植物标本采集的空白点，是一块尚未经世人研究的处女地。”1919年10月，陈焕镛携带简单的采集用具，只身前往海南岛，成为首位赴海南岛采集植物的中国植物学家，为编写《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础。

　　1927年后，陈焕镛任中山大学教授期间，组织力量继续往粤北、广州、香港、广西及贵州等地采集标本。与此同时，他还和英、美、德、法等国建立标本交换关系，扩大馆藏，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标本室。

　　在20世纪30年代，广州已成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三大研究中心。在标本管理方面，陈焕镛制定了一套科学管理方法，使馆藏标本有条不紊，无论从植物名、采集人或标本室编号均可迅速查到所需标本，为以后采用电子计算机管理标本打下了基础。标本内常附有原始记载、重要专著等文献资料，不但使定名更为可靠，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据了解，现在这个由陈焕镛于1928年创建的标本室已发展成为一座有馆藏110万余号标本，向着数字化迈进的现代化标本馆，在研究中国植物区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