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风景园林丨1931年莫斯科中央文化休息公园远景规划竞赛始末及影响
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化界关于社会主义公园建设理念、服务对象、形态功能的大讨论催生了1931年莫斯科中央文化休息公园远景规划方案竞赛，这是俄苏现代园林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荟萃了苏联早期新建筑思潮涤荡下异彩纷呈的建筑流派和先锋建筑师在风景园林领域的伟大探索。文章全面介绍了这次竞赛活动的时代背景和组织过程，结合竞赛项目的场地特征和目标任务，展示了10个参赛方案的基本信息和构思创意。重点评析了20世纪初苏联构成主义建筑流派的主要代表——金兹堡、梅尔尼科夫等先锋建筑师的参赛作品。文章从确立苏联城市公园建设方向、重塑莫斯科绿地空间和城市风貌、创建和完善苏联风景园林理论等方面阐述了此次竞赛活动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中央文化休息公园（Ц ПК и О）（1932年起称“高尔基公园（Парк Горького）”）始建于1928年，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区莫斯科河畔，其现状边界最东端距离克里姆林宫仅2.4km，在莫斯科城市绿色空间格局中占据特殊的重要地位 [1,2] 。
作为莫斯科现代城市发展史上第一座规模较大的现代城市公园，中央文化休息公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3年在莫斯科河畔的一片荒地和垃圾填埋场建起的首届全俄农业展览会（ВСХВ） [1-4] 。自1928年开园之日起，在近百年的发展演变中，中央文化休息公园经历了多次重大的改造重建，其演变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苏社会文化思潮的激荡和公园建设理念的革新。这其中，1931年针对未来发展而举办的中央文化公园远景规划竞赛尤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俄苏构成主义艺术流派为主要代表的当时苏联最著名的先锋派建筑师和设计团体，首次以巨大的创作热情集体投入到了这场风景园林规划竞赛中，提交了十件极富前瞻性的参赛成果。这次竞赛活动确立了苏联社会主义公园的建设方向，塑造并拓展了莫斯科中心城区绿地生态空间格局和城市风貌，创建并完善了俄罗斯现代风景园林理论。
俄国十月革命摧毁了一个旧世界。在20世纪20年代的俄苏文化艺术界，借着破旧立新的时机，产生了一场热烈的先锋运动，在艺术的所有领域里都爆发了紧张的理论和创作活动，评论家们用狂热的词句歌颂革命与新世界 [5] 。
在建筑领域，传统的经院派艺术史观被动摇，新观念、新手法和新材料的应用开始被探讨。建筑学（包含城市规划、风景园林）要从艺术变成科学，旧的观念需要摒弃，建筑界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把时代的社会经济理想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5,6] 。一时间，各种先锋派理论层出不穷，标新立异的期刊、著作和协会团体不断涌现，既错综交织又泥沙俱下，令人目不暇接。“形势逼着建筑师去动脑筋去想问题。可以说现在没有一个新派的建筑师，不是属于新建筑师协会（АСНОВА） ① 、现代建筑师协会（ОСА） ② 或者革命的城市规划工作者协会（АРУ） ③ 的。” [5]
大约1920年3月起，俄苏构成主义（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м） ④ 作为先锋派之一，已开始广泛流行于苏联的文学、美术、工艺、建筑等各个领域，又特别在建筑领域中产生极大影响。构成主义是承袭了1913年康定斯基（В.В.Кандинский）、马列维奇（К.С.Малевич）和塔特林（В.Е.Татлин）等前卫艺术家形成的“至上主义”（Супрематизм）的先锋派建筑思潮 [5,6] 。塔特林设计的第三国际塔楼方案、维斯宁兄弟完成的劳动宫设计等为代表的一批实验性作品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进而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
1923—1932年间，苏联构成主义建筑处于极盛时期。当时，以М.Я.金兹堡（М.Я.Гинзбург） ⑤ 为理论权威和以维斯宁兄弟为实践先锋而形成的现代建筑师协会遵循这样的创作观：设计创新首先应立足于社会革命，立足于人民生活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次立足于科技革命，立足于新的工程技术和材料。因此，构成主义者提倡功能方法 [5,7] 。金兹堡本人深信，十月革命之后在苏联，劳动、工人阶级是生活的要素，它已经站到了生机勃勃的现代化的新社会环境的前列，它代表着这环境中的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毫不犹豫地准备把我们最好的艺术才能贡献给劳动。” [5] 事实上，这一理念也充分渗入到他后来创作的莫斯科中央文化休息公园远景规划竞赛方案中。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苏联早期建筑思潮十分活跃，不同流派和团体之间斗争很激烈。建筑师们为了在理论上相互批评，在实践中一较高低，一方面各种刊物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另一方面，大量的设计竞赛此起彼伏，精彩纷呈。这些竞赛充盈着海阔天空的创意，涤荡着革命浪漫主义色彩，虽然也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一些探索过于理想化，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很难实现，但是这种为了建设的新世界的努力是有价值的，“在大混乱中显现出大生机，可谓生气勃勃”。 [3] 建筑流派的百花齐放和相互竞赛，是社会关系大变革之后欣欣向荣，令人振奋的新气象。
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20年代，联共（布）高层对文化艺术领域采取了较为民主和宽松的政策。1925年6月18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决议中说：“……党应当主张各领域中的各种集团和派别自由竞赛。” [5] 在建筑艺术领域，列宁和联共（布）执行了同样的政策，即鼓励竞赛、举办竞赛，这在客观上营造了苏联建筑界十分活跃的创新探索氛围，催生了积极生动的设计思想潮流。
由于大量年轻、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先锋设计师的积极投入，这一时期苏联组织的各类设计竞赛异常活跃，其内容也广泛涉猎建筑单体、建筑组群、大型纪念碑综合体、区域及城市规划、小城镇规划、公园系统规划等。1923年全俄农业展览会场的规划和场馆设计竞赛以及1931年莫斯科中央文化休息公园远景规划竞赛等一系列伟大探索和实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伴随苏联早期建筑设计领域流派纷呈、思潮跌宕，苏联文化界关于社会主义公园的大讨论同样热烈而充满激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针对苏联第一座标志性社会主义公园——莫斯科中央文化休息公园的建设筹备，首都知名记者、作家、戏剧导演、社会活动家、园林文化研究者等社会名流纷纷表达意见，围绕“作为一个符合胜利的无产阶级利益和需求的公园，中央文化休息公园的特点是什么？是什么使它在莫斯科和整个苏联的数百万工人中受到极大的欢迎，并导致需要在其他一些城市建立这样的公园？”展开广泛的讨论。
一度热销的《为了社会主义公园》（За сои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парк）（图1）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公园的本质，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化教育机构而非单纯的休闲场地而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休息公园是一种新型的机构，利用优美的自然条件将广泛的政治教育工作与数百万工人的康复疗养有机结合起来。其要义恰恰在于它是一个多方面的文化功能组合，可以满足各种需求，这些需求在自由休闲的条件下表现得尤其生动。” [3]
知名记者和戏剧艺术总监、莫斯科中央文化休息公园主任——Б.Н.格兰（Б.Н.Глан）认为：“毫无疑问，工人在公园里不应该继续劳动过程，它应该为体力劳动按下暂停键，但来到公园的工人的能量不应该被关闭，而是被切换到一系列其他活动：文化休息公园应该宣传苏联的国际地位，促进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团结；公园是各行各业数以万计工人的交流场所，是群众交流组织、政治、工业和技术经验的特别有利的基地；公园应该有足够的场地服务于重要的政治集会活动、群众庆祝和；公园应该有利于开展技术宣传，让游客熟悉最重要工业和农业的技术基础和生产组织，以及研究国民经济重建的主要问题，游客可以获得掌握生产技术的帮助，在解决其专业领域的技术问题时得到具体支持；在文化宣传工作中，公园应广泛扩大科普工作，宣扬一贯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劳动人民，广泛利用自然条件，了解自然和社会的一切现象。文化休息公园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群众体育和娱乐活动，它应有助于提高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 [3,8]
显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需要一种组织公民群众休闲的新形式。苏联的文化休息公园主要是作为教育和教育机构形成的。社会主义公园的休闲必须服务于“人格的和谐发展和创造能力的识别” [3,8] ，并且应该展示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当时，“谁知道如何休息好，他就知道如何工作好”的口号在莫斯科人中很受欢迎。文化休息公园是一种全新类型的社会主义公园，将文化休息和娱乐与人民的教育相结合，“世界上最好的建筑师为沙皇创造花园，而我们将为普通劳动者创造文化休息公园” [3] 。
莫斯科中央文化休息公园是在1923年举办的全俄农业展览会场址上兴建的。早在1826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买下了莫斯科河畔的一处皇室庄园，并将其命名为涅斯库契纳花园（Нескучный Сад） [9,10] 。1917年革命后，花园被国有化，对游客开放。1921年，当局决定在莫斯科河沿岸、克里米亚大桥附近的空地和垃圾填埋场的场地（展会后成为“大花坛（Партер）”区域）上筹备第一届全俄农业展览会 [1,4] ，古木参天、颓败不堪的涅斯库契纳花园也作为其中一部分被划入展览会用地范围。
1923举办的这次农业展览会非常成功，150万人观看了博览会，约有600家外国公司参加了展览 [8] ，革命导师列宁亦曾亲临现场。展会集中展示了苏联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形象，而为此兴建的大量临时性展馆在客观上却也成为莫斯科一批炙手可热的前卫建筑师展示设计创意和技术的试验场（图2）。展会上最具创新性的建筑是构成主义建筑大师金兹堡设计的克里米亚馆和梅尔尼科夫（К.С.Мельников） ⑥ 创作的马哈烟展馆，后者还参与了展览会核心区域“大花坛”区的规划，为后续中央文化休息公园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8,11] 。8年后，二人都以个人名义参加了莫斯科中央文化休息公园规划竞赛。
农业展览会的选址本身就颇具前瞻性。该地区位于莫斯科河沿岸，靠近市中心。河流走向确定了展会场地的主轴和展馆的位置，毗邻展馆核心区（大花坛区）的涅斯库契纳花园和麻雀山营造了绿域，并自然确定了场地的边界 [2,4] 。1928年3月16日，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在全俄农业展览会领土上组织文化休息公园的决议》。《决议》称：“有必要在莫斯科建立一个文化休息公园，位于前农业展览会、涅斯库契纳花园和麻雀山的领土上，并在今年开始建设该公园。” [3,8]
莫斯科苏维埃为文化休息公园的建设拨款20万卢布，国家银行拨款50万卢布。由于这是苏联第一个文化休息公园，又地处莫斯科中心区，因此被命名为“中央文化休息公园”。当局计划在那里“对工人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它将成为“苏联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的大规模宣传”的场所。
熟悉农展会场地的梅尔尼科夫被任命为中央文化休息公园规划负责人，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完善了公园总体布局，重建了一些设施，并为公园的未来制定远景规划。短短不到半年，公园于1928年8月12日就仓促向公众开放，当天超过10万人参观了这个尚未完工的公园 [8] 。据介绍，当时公园内新建了列宁广场和儿童城，有托儿所、几个剧院和“螺旋下降”景点。在涅斯库契纳历史花园区域有一个军事小镇和一个交响乐舞台。公园内有广场、草坪和花坛，安排了林荫路和小径。游客还可以参观体育和舞蹈场地、电影院、阅览室等 [1] （图3、图4）。
1928年9月23日，在开放了一个多月后，由于游客量大大超出限制和即将到来的冬季严寒，中央文化休息公园暂停运营，同时决定招聘新的管理团队。1929年，年仅26岁的Б.Н.格兰（图5）被任命为公园主任。格兰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出生于基辅，早年参加共产国际，是南斯拉夫米兰·戈尔基奇的妻子[8]。1928年起转战莫斯科文化战线，成为一名戏剧导演、文化活动组织者。自1929年到1937年，在她担任中央文化休息公园主任的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公园历史上“重塑意识形态的文化组合”的黄金时代 [8] 。
1930年，当局希望在现有基础上，正式举行一次公园远景规划竞赛，试图借助20世纪20年代勃兴的先锋派建筑思想来为莫斯科中央文化休息公园未来几十年的建设发展指引方向。
根据1930年9月14日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莫斯科苏维埃第132号会议记录：决定举办文化休息公园远景规划竞赛。本次规划竞赛的主要任务是，把现有公园系统改造成一个强大的文化综合体，使它能够承载群众性政治集会活动、科普和大众文化活动，艺术与娱乐活动，以及体育活动等功能，每年能为数万至数十万人次的劳动人民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和现有公园区域同侧的麻雀山（Воробьевы Горы）区域以及河对岸的卢日尼基（Лужники）和哈莫夫尼基（Хамовнки）地区被纳入公园规划范围 [1,3] （图6）。会议记录还特别提及，参赛者提交的成果以一张规划总平面图的形式呈现，无须表达公园的细节。
为了贯彻执行第132号会议精神，莫斯科执委会于当年秋成立了一个竞赛组织委员会，负责制定本次设计竞赛总体计划任务的科学论证和推进。委员会成员由当时苏联科学、技术、艺术等各领域最著名的专家组成，也包括莫斯科最大的工厂企业和研究机构代表。年轻的公园主任格兰领导了这个委员会，她以惊人的精力和高超的组织协调能力引导着一批顶级的艺术家、建筑师、雕塑家、导演、剧作家、作曲家、作家、诗人积极参与公园规划竞赛的筹备工作，并且“总能巧妙地找到并使用他们的才华” [8] 。
委员会的工作首先是详细研究在现有的自然条件和技术能力下如何科学合理整合公园的场地和功能，其次是制定竞赛工作计划。在进行了一年的紧张工作后,到1931年秋天,编制完成了规划竞赛任务书。
这次规划竞赛的用地范围共分为四大部分，包括莫斯科河右岸，以大花坛区和涅斯库契纳花园区为主体的公园现有区域（原农展会场址），以及麻雀山区；莫斯科河左岸的卢日尼基区和哈莫夫尼基区（表1）。这样，中央文化休息公园的最终规划区域面积确定为593.4ha。
根据任务书的要点，文化休息公园不仅是一个休憩场所，同时是大规模群众性工作的承载地，是新的工作形式和方法的积极创造者和探索者，党开展群众文化政治教育的独特工具。公园需要承担群众集会、政治教育、青少年科普、戏剧和文艺表演、体育、军事教育等诸多功能。同时，公园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央文化休息公园以及莫斯科其他公园的建设应被视为莫斯科远景规划和整体重建的一个重要环节，旨在将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模范首都 [1] 。
在技术层面，制定远景规划时，需要考虑其与正在规划中的苏维埃宫（Дворец Советов）的尺度关系，以及苏维埃宫对未来公园发展的影响。规划需要提出确保公园免受莫斯科河洪水泛滥的技术手段，还需要处理好地块内历史园林涅斯库契纳花园的保护利用。
这次竞赛吸引了苏联最著名的设计机构和先锋建筑师参与竞标。共有3位（组）建筑师以个人名义，7组建筑师以机构（团体）名义，提交了10件成果。它们代表了当时苏联景观规划设计的前卫理念和最高水准，对推动文化休息公园的建设具有标志性意义 [1,2] （表2）。
设计师们提交的方案不仅确定了公园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而且进一步充实完善了俄罗斯现代风景园林理论。炙手可热的构成主义建筑代表人物金兹堡、梅尔尼科夫，以及新建筑师协会、革命的城市规划工作者协会、莫斯科建筑建设学院等设计团队都积极参加了竞赛 [3] ，这也是苏联先锋派建筑师首次聚焦重大风景园林规划项目同台竞技，在俄苏现代园林史上意义深远。
表 21931 年莫斯科中央文化休息公园远景规划竞赛参赛团体和成果一览表
从场地特征本身来看，中央文化休息公园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在于设计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利用农展会原来的景观设施和建筑物，强化涅斯库契纳历史园林遗产的保护，以及有效组织和整合用于数十万群众集会的巨大面积的广场、大型综合性文娱游艺设施、大型花坛和绿化种植区域，以及体育场馆等各元素 [12,13] 。本文因篇幅所限，选择金兹堡和梅尔尼科夫二位苏联建筑界代表人物的成果进行简要解析。
金兹堡提交的规划方案采用分散布局，把公园和莫斯科河平行的区域划分为很多区块，每个分区各有一种文化教育设施，当人们沿着与河流平行的道路游览时，游人一直处于同一个分区内，而如果沿着与河流垂直的道路行走，则会逐渐贯穿所有区域。根据该方案的布局，展览区设在伏龙芝滨河路上，接着是科普区，旁边是科技区；群众体育运动区设在卢日尼基地区，其中心最多可容纳10万观众，并带有露天剧场及看台的体育场，剧场建在河对岸的斜坡上，轻巧的吊桥连接着莫斯科河两岸，并连接着看台；由群众体育区继续向前至尽头是军事城，该区域设在公园边缘，以避免干扰到园内其他活动；莫斯科左岸修建了宽阔的林荫道，沿林荫道设置了植物园和动物园，在该区域等距设置了各种游乐设施；两岸的沿河地带作为水上体育保健游憩场所。
梅尔尼科夫认为，公园的首要任务包括群众集会、开展各项群众业余活动、公共教育和体育娱乐。规划方案首先考虑了莫斯科河右岸和左岸之间景观风貌和用地状况的明显差异，右岸麻雀山坡地要加以利用，形成丰富的层次；左岸则相对平坦，需要重新规划。与金兹堡的分散式布局不同，梅尔尼科夫采用了单核式布局，方案将核心区域设置在卢日尼基区，各功能区块的布局围绕其展开；而现有公园绿地预留作为重要集会活动的人员疏散地，为此在莫斯科河右岸组织了两条相互交错的宽阔的林荫路用于疏导人流。涅斯库契纳历史花园和麻雀山郁郁葱葱的绿色植被区域被规划为安静休息区。卢日尼基区域作为整个公园系统的中心，以体育健身和赛事活动为核心功能，其沿河岸地块被设计成凹槽切割状的几何形态，形成独特的港湾。规划中的卢日尼基中央体育场有高速公路从城外接入。围绕体育场设置有一系列马术区和会展区、科普馆等场馆，可通过多座浮桥和对岸相连通。在卢日尼基的南部地区和麻雀山最优质的场地规划了娱乐小镇。此外方案还为青少年和老年人活动中心，以及军事教育区预留了空间，并在麻雀山区域规划了冬季滑雪场。哈莫夫尼基区域则专门用于建造绿色节能建筑群。
规划竞赛于1931年12月中旬结束。由于当局一开始的工作设想就带有集思广益、研究探索性质，为的是确立社会主义文化休息公园的发展方向，因此活动本身并没有公开宣布中选方案或排名。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1931年11月3日通过的相关决议中对竞赛活动进行了阶段性评估，肯定了这次规划竞赛的成功经验，并据此首次提出文化休息公园的官方定义：文化休息公园是把广泛的政治教育工作和劳动人民的文化休息结合起来的新型的群众机构 [2] 。
全程组织和领导了这次规划竞赛活动的公园主任格兰也对文化休息公园建设的要义进行了总结：“根据伟大的任务，我们想谈谈无产阶级在‘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2）创造的一种新的文化工作形式——文化休息公园，它是党在劳动群众中开展教育和组织实施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中的据点之一。今后在一些主要工业中心城市的公园建设中，把握好这一点尤为重要。” [3] 苏联的现代城市公园设计理论是在莫斯科中央文化休息公园远景规划竞赛的成功经验上发展起来的。这座建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初的大型公园成为随后许多苏联公园建设的样板。
凭借这次竞赛获得的有益经验，苏联迅速宣布了全国范围内一系列文化休息公园建设的宏伟计划，提出要尽快为列宁格勒中央文化休息公园、莫斯科的索科尔尼基、伊兹梅洛夫斯基和彼得罗夫斯基文化休息公园、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一个大型公园，以及哈尔科夫的一个1500ha的森林公园制定远景规划，并加快建设基辅城市公园系统 [3,12,14] 。
显然，这次规划竞赛催生了一系列富有远见的作品，参赛者提交的多数方案都建议利用莫斯科河两岸用地，包括卢日尼基的全部地区，即今天的伏龙芝滨河路及麻雀山上的大片土地，构建一个尺度巨大的公园系统。虽然公园本身并没有完全按照方案修建，但它们中的很多构思在1935年制定的莫斯科城市远景规划中都得到了具体反映 [2,15] ，特别是在莫斯科中心城区预留了大片公园绿地，进而塑造了“二战”后几十年莫斯科城市绿地空间格局以及城市风貌，形成了以高尔基公园为代表的市区城市公园系统，它们与莫斯科环城绿带和放射性林荫路系统、大型楔形绿地系统、城市外围森林公园带系统相结合，最终构成了今天莫斯科“城市自然综合体”的生态空间格局 [16,17] 。
这次竞赛标志着俄苏现代风景园林理论的创建和完善。文化休息公园是苏联独创的一种重要的景观类型，它超越了单一的园林范畴，以公园为载体，创新地将文化教育、政治工作、娱乐、体育、儿童游戏活动场地和休息环境有机结合，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综合体。它通常布置在城市公共中心和自然景色宜人的地方，公园规模宏大，可容纳数万至数十万人活动，具备多项功能 [2] 。作为一种规模庞大的园林形态，文化休息公园的规划设计需要众多学科的工作者共同参与，涉及建筑、文化、政治、戏剧、会展、艺术、绿化等许多门类，并由风景园林师或建筑师主导完成。不同功能分区在总规划中的位置、各功能区与园林景色的结合、适应新功能分区的构图方式等都是当时公园规划设计中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2] 。
由莫斯科中央文化休息公园远景规划竞赛所衍生出的俄罗斯现代风景园林规划理念曾经深刻影响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很多国家，也引起一些西方国家的重视 [2,9] 。特别是为众多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现代城市公园建设提供了较为便捷、理性的分析方法，以及易于掌握且不易发生颠覆性规划失误的操作手段 [18,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百废待兴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也曾经积极借鉴苏联文化休息公园经验，创作出了合肥逍遥津公园、北京陶然亭公园、广州越秀公园等中国现代园林史上比较重要的作品，其中诸如公共绿地、城市绿化、绿地系统规划、公园定位属性、功能分区、用地定额等重要术语和操作方法甚至沿用至今，仍有其科学合理性和重要借鉴意义 [18,19] 。
①1923年，由苏联构成主义“现代建筑教育”创始人拉多夫斯基联合一批左翼建筑师共同发起，其基本主张是把马列维奇和李西茨基的至上主义的抽象构图艺术应用到建筑里来。
②1925年，由构成主义理论权威金兹堡和建筑设计领军人物维斯宁兄弟等发起成立，在构成主义建筑师团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践上在住宅建筑方面具有领先优势。1931年改名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建筑师协会”。
③1928年，拉多夫斯基等人脱离新建筑师协会，另外组织成立了“革命的城市规划工作者协会”，研究城市规划理论，也实际做住宅区、工业城镇和花园城市的规划。
④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活跃于苏联的一种现代建筑表现形式。它将先进的技术、工程学与公开宣扬的社会理想结合在一起。该运动创造出不少先锋的设计方案以及建成实例，对建筑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6]。
⑤苏联建筑师、构成主义流派领导人和理论权威之一，代表著作有《风格与时代》《建筑韵律》等。
⑥苏联构成主义建筑代表人物，重要作品有1923年全俄农业展览会马哈烟馆、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博览会苏联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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